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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代花帽军资料

时间:2017-08-10 13:22来源:未知 作者:花氏宗亲网 点击:
花帽军是金朝后期的一支强军。 金完 颜仲 元的军队名。 原花帽军首领 完颜仲元 (郭仲元)1222年调知凤翔府事,统帅军兵。兵马都总管判官马庆祥(汪古人)为副,受京兆行省完颜合达指挥。十一月,蒙古不花军将攻凤翔 花帽军与他们略有不同,是政府官员属下的
花帽军是金朝后期的一支强军。金完颜仲元的军队名。
 
原花帽军首领完颜仲元(郭仲元)1222年调知凤翔府事,统帅军兵。
兵马都总管判官马庆祥(汪古人)为副,受京兆行省完颜合达指挥。
十一月,蒙古不花军将攻凤翔
 
 

     ”花帽军与他们略有不同,是政府官员属下的“壮士”招募的,
“(贞祐)二年正月,乘夜与壮士李雄、郭仲元、郭兴祖等四百九十人出城,缘西山进至佛岩寺。
令李雄等下山招募军民,旬日得万余人。择众所推服者领之,诡称土豪,时时出战。
”郭仲元就是其中的“壮士”之一,他确实很尽力“李雄募兵,仲元与完颜阿邻俱应募。



     花帽军成立背景及先期战绩 研究花帽军,不能不涉及金朝的主要敌人的情况以及金朝当时的军政情况
。金朝在北面的对手蒙古部落,本人以前虽然也写过关于这方面的帖子,但是今天看来遗漏浅薄之处不少,
在此结合辽金史料,叙述大概。在辽朝末年,蒙古草原上的部落已经成气候,道宗末年的阻卜磨古斯之乱,辽朝历时八年方平定
       金朝灭辽后,就接受了辽朝的边患,金太宗天会末年,草原部落的之一的“萌古斯”向金朝首先发难。
以后边患有愈严愈厉之势,熙宗天眷初年,金遣都元帅完颜宗弼北伐。皇统年间,海陵朝局部战争仍然有发生。
世宗初年,连续派遣数位大员北上经略,如完颜守道 完颜宗叙 移剌子敬 纥石烈志宁等。
一度局面好转。如大定十五年粘拔恩部的内附即为证明。但局部小规模的战役仍不时有发生。
章宗时局面开始恶化,虽然连续发动三次北伐。但消极防守的意见占了上风。
后来金朝与蒙古部落的力量对比逐渐发生变化,加之蒙古诸部的统一,不能和从前一样互相掠夺。
于是,临近的金朝成为他们进行掠夺战争的新目标。关于金蒙战争前的双方关系,大概叙述至此,
一些具体事件由于史料的缺乏和元朝的忌讳,现在已经很难完全考证清楚。


        数有功。”从现有史料分析,他招募的地域范围很大,比如后来成为郭仲元部将之一的李霆,是宝坻人“贞祐初,
县人共推霆为四乡部头。霆招集离散,纠合义兵,众赖以安。招抚司奏其事,迁两官。
霆与弟云率众数千巡逻固安、永清间,遥授宝坻县丞,充义军都统。”关于花帽军初期的战绩,
由于金史的缺载只能从一些间接的史料来推测,但有一点不容否认,
当时他招募的花帽军确实是在金朝各个义军中相对强的一支,
南宋人已经知道他的名气“有户部令史郭忠者(按,应为郭仲元之误),
率山后军民击鞑靼,逐之。金人后名其军为‘花帽军’。”元代的史料有一条,
记载宋珍“时先父独与先叔祖留燕,会圣朝(蒙古)亲王领兵下,叔祖归之,
王善,赐之银符,置千夫长。击花帽贼于燕之水谷,以战死。”,
这里的“花帽贼”即“花帽军
”,击败了附属蒙古的一支地主武装。
应该说蒙古军最终没有破中都,而接受与金议和,花帽军的奋力作战是不容忽视的。
除了以上两条外,还有一些史料能说明问题,金朝遗民刘祁说“南渡之初,将帅中最著名者曰郭仲元,
俗号郭大相公,其军号‘花帽子’。”又云“仲元为将,重厚沈毅,有谋。”这里说郭仲元是南渡之初最著名的将帅。
此外按金制“近制,赐本朝姓者,凡以千人败敌三千者赐及缌麻以上,败二千人以上者赐及大功以上,败千人以上赐止其家。
”完颜阿邻后来要求特赐其兄守楫及从父兄弟,宣宗许之,引起郭仲元的不满,
曰“臣顷在军旅,才立微功,遽蒙天恩,赐之国姓,非臣杀身所能仰报。
族兄徐州讥察副使僧喜、前汾州酒同监三喜、前解州盐管勾添章、守兴平县监酒添福犹姓郭氏。
念臣与僧喜等昔同一家,今为两族,完颜阿邻与臣同功,皇恩所加并及本族,僧喜等四人乞依此例。
”从以上史料证明,郭仲元和郭阿邻同时立下了金朝规定的“止赐其家”的战功,保守的估计是战功达到以千人击败敌千人。
但是这么估计也有一定的问题,因为金朝后期有滥予赐姓的现象,故所谓的赐姓标准好多依君主和宰执一时好恶来制定的,
有一定的随意成分。在贞祐三年以后,郭仲元先后担任“永定军节度使”并兼任本路宣抚使
“遥授知河间府事”“知济南府事,权山东东路宣抚副使。”等官职。

          花帽军在宣宗前期立下的另一比较大战功是镇压山东的红袄军起义,红袄军起义,
根本原因是因为金朝的括地政策致使汉族农民失去土地。
直接原因是蒙古南下,金朝对这里失去了控制,首先发难的是杨安儿,早在泰和年间的金宋战争时,
就活跃在山东一带。后接受金朝招安,大安三年金蒙战争起,金朝另他招募“铁瓦军敢战军”迎敌
但他却乘机回到山东,于是红袄军起义开始兴起,金朝为了对付起义军,以驸马仆散安贞为主将,
携带郭仲元和郭阿邻两军南下,宋人记载主要的起义军皆为花帽军所击败“又有郝八者,名仪,
以贞祐二年春据山东叛,僭号大齐,改元顺天。金人遣花帽军生擒之,磔于开封。
又有刘二祖者,亦名盗也,其女刘小姐亦聚众数万,皆为花帽军所破。”
大元兵退,金乃遣完颜霆为山东行省,黄掴为经历官,将花帽军三千讨之,败安儿于阑头滴水,断其南路。
蒙古方面却在攻克中都后,继续向金发动试探性进攻,贞祐四年秋,蒙古派出以三木合拔都为主将的万余军队,
向金的潼关防线进攻,他们的战术运用很巧妙“鞑兵自河东渡河攻潼关,不能下,乃由嵩山小路趋汝州,遇山涧,
辄以铁枪相锁,连接为桥以渡。于是潼关失守。”金朝不得不调动部队迎击,郭仲元部在“十月,徙军卢氏,
改商州经略使,权元帅右都监。”目的就是防御蒙古进攻潼关,但是不久潼关失守,蒙古军长驱直入,
郭仲元部“仲元军趋商、虢,复至嵩、汝,皆弗及。”南宋方面记载的有些不同,“金主(宣宗)急召花帽军于山东。
十月,鞑兵至杏花营,距汴京二十里,花帽军击败之。”


     我们提到 花帽军  为什么????
正当花帽军的战绩处于上升状态时,却突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。


《金史》的《完颜仲元传》是这么记载的:

“仲元屡有功,以本职为从宜招抚使,计约从坦等军图恢复。
       诏以仲元军猥多,差为三等,上等备征伐,中下给戍守,懦弱者皆罢去。”

 

在另一支著名的义军“黄鹤袖军”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,完颜阿邻的传记记载:

“是时,仲元亦积功劳,知济南府,赐姓完颜,与阿邻俱加从宜招抚使,诏书奖谕,
且令计约涿州刺史从坦等军恢复中都。于是,仲元、阿邻部兵猥多,诏以三等差第之,
上等备征伐,中下戍守,懦弱者罢去,量给地以赡其家。”

这两个记载,来得实在太突然,两名将领正在立功之时,为什么要拆分他们的军队,
难道自毁长城不成?在他们二人的传记里,找不到拆分的理由是什么,但是两传也提供了一些信息,
首先二传都承认,拆分是发生在他们与涿州刺史从坦约定收复中都之后,
看来这次拆分与他们的收复中都的行动有一定关联。但是二传也有自相矛盾之处,
《完颜仲元传》说“计约从坦等军图恢复”从上下文义看是他们二人自己的处置,
而《完颜阿邻传》说“诏书奖谕,且令计约涿州刺史从坦等军恢复中都。
”一个“令”字说明接受的是金宣宗的诏书而行动。一字之差,确是天壤之别,那么我们首先要研究攻克的题目就是:

         (一)金宣宗对郭仲元以及其他军队收复中都究竟是什么态度?

       如果单纯从文义上考证,可能永远也难以考证清楚,但是,研究历史人物,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能只听他嘴上说的,
       重点是看他怎么做,而且还要联系事件的前后关联,事件方能清晰。
        当时金朝的太学生“太学生赵昉等上章极论利害,以大计已定,不能中止,皆慰谕而遣之。”

 仍然是忠言听不进去。走为大吉迁往南京(开封)了。一开始还留下皇太子守忠以装点门面,
但是随后发生的一些事情说明金宣宗已经准备放弃中都,首先是将太子守忠接到南京“(贞佑)二年八月庚子,
皇太子至自中都。将维系人心的旗帜撤回。随着局势的恶化,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,贞佑三年二月“丙午,尚书省以南迁后,
吏部秋冬置选南京,春夏置选中都,赴调者不便,请并选于南京。
        贞佑三年二月,宣宗下令“诏元帅左监军永锡将中山、真定兵,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将大名军万八千人、
西南路步骑万一千、河北兵一万,御史中丞李英运粮,参知政事、大名行省孛术鲁德裕调遣继发,救中都。
”宋朝方面的记载是“东平之兵五万”“大名之兵八万”“真定之兵四万,合保 涿援兵一万”分别救援中都,数字显然夸大了很多。
虽然出动了一些数量可观的兵力,但是救援行动却因内部原因而遭到梗阻,“是时,(术虎)高琪居中用事,忌承晖成功,诸将皆顾望。”
,也的确如此,三路大军只有一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,“李英被酒,军无纪律,大元兵攻之,英军大败。
”“庆寿军闻之亦溃。”宋人记载也是大致相同“东平之兵五万至安次,遇鞑兵不战而溃。大名之兵八万至固安,亦溃败。  
       说明此败是诸将观望而李英孤军奋进,所以致败,与《完颜承晖传》吻合。看来这次虽出动三路大军,
但是根本没有使出全部的力量,而且竭力加以阻止。这次救援失败后,宣宗又提出“上议遣亲军六千余及所募二千七百人援中都”,
这看来简直是个笑话,三路数万大军无法完成任务,难道几千养尊处优的亲军就能完成吗?实际上,
这只不过把皮球踢回要求救援中都的大臣罢了,果然“宰臣以为行宫单弱,亲军不可遣,遂止
       接下来则看金宣宗对郭仲元要求北上抗蒙的反应了,贞佑四年,郭仲元朝见宣宗,上“恢复河朔之策”,
但是如前述被宣宗以“东平方危”而一口拒绝。四年后期,结束与蒙古军的河南作战后,郭仲元再次上奏宣宗,
内容“大概欲伐西夏以张兵势。兴定三年,郭仲元再次提出北上抗蒙的要求,言“州城既固,积粮二十万石,
集乡义军万余人,并闲训练,足以守御,乞以所部渡河。”但是仍然被要求“诏屯宿州”,兴定四年,郭仲元担任“保静军节度使,寻为劝农使。
”按金史,保静军为宿州军号,而宿州在今天的安徽省北部,离抗蒙前线远着呢。五年,他担任的职务是“镇南节度使”,
按金史,镇南军为蔡州军号,而蔡州,熟悉金史的人不会不知道那是金朝亡国的地方,离抗蒙前线相对宿州更为遥远。
直到元光元年,他才回到日思夜想的抗蒙前线,不过是因为形势紧急,宣宗不得不亮出王牌之故。
          如果说兴定三年前的救援行动因为有术虎高琪作梗,但是三年后,宣宗已经将术虎高琪杀掉,但是对郭仲元要求北上抗蒙仍然持消极态度。
从以上金朝救援中都以及对郭仲元北上的态度,可以认为,与《完颜阿邻传》相比,《完颜仲元传》叙述那个行动是他们自发的更接近历史事实一些。
退一万步讲,即使是宣宗要求他们恢复中都,也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罢了。
         (二 )关于 “花帽军”被拆分 从坦
       前面已经提到,那就是无论是郭仲元还是郭阿邻的军队,被拆分的原因,二人的本传都显示与约定涿州刺史从坦收复中都有关系
,因此对从坦以及其主要经历考证尤其显得重要。按从坦,《金史》有传,说他“贞佑二年,自募义兵数千,充宣差都提控,
诏从提举奉先、范阳三都统兵。除同知涿州事,迁刺史,佩金牌,经略海州。顷之,充宣差都提控,安抚山西军民,应援中都。
      
        郭仲元约从坦收复中都,大概在贞佑三年五月二日中都沦陷到十二月从坦就任都提控之间。
另人更感兴趣的是,从坦本来已经是金末女真将领不可多得的人才,但是竟然有人要置之于死地,
宣宗初,有诬宗室从坦杀人,将置之死。而且还人不敢言其冤。当时身为太学生的马舜卿(肩龙)“以太学生上书,大略谓„
从坦有将帅材,方今人物,无有出其右者,臣一介书生,无用于世,愿代从坦死,留为天子将兵。‟书奏,
诏问:„汝与从坦交分厚耶‟舜卿对:„臣知有从坦,而从坦未尝识臣。从坦冤,人不敢言,臣以死保之。
‟宣宗感悟,赦从坦。”以此小传比对金史的《马肩龙传》,明显可以看出金史因袭的部分,
因为《金史》在编纂过程中确实大量参考了《中州集》,而金史的从坦传未叙述被人诬陷的事,
看来是因袭实录国史一类的列传部分。可见金史从坦传对于从坦的收复中都计策以及被人诬陷的部分,
明显采取了回避的态度,以致要参考其他传记。另,虽然说“国家百余年,累圣相承,一以人命为重,
凡杀人者之罪,虽在宗室,而与闾巷细民无二律。”,但只适用于大定明昌承平之世,并不完全适用于金末,
况且是诬陷其杀人,即使是真杀人了,如术虎高琪曾经把力劝他契丹军不可信任的生樊知一“以刀杖决杀之”但是仍然得到宣宗的倚重。
再如元好问提及的完颜陈和尚。以及金朝捍将纥石烈牙吾塔,严重到用人肉作馒头的地步,仍然“人主倚其镇东,亦优容之也。
”即使是汉族大臣,比如雷渊“在蔡州杖杀五百人,时号„雷半千‟”仍然一时罢免后复出。与从坦形成鲜明的对比,而且还无人为其申冤,
竟然要一个太学生慷慨陈词,我们不能不怀疑这里面另有隐情。

      关于郭仲元救援中都,在宋人记载还有另外一个版本,见:

“兴定元年,是年易州苗仙武,清州郭仲元共聚兵扼险,又有霸州统军白文哥者,深知和之难信,每厉兵以*其后,通三人,
聚兵八十万,大军(蒙古军)患之,乃问罪于金曰„汝既讲和,何故使文哥来攻我?‟主因遣使收文哥兵权,文哥不服,
遂令行元帅府事夹谷监军统三万众讨之。文哥之兵请战,文哥不许曰„一去接战,便是反背朝廷。‟越三日,文哥望金遥拜,
文哥自缢死。夹谷就以文哥之首送大军,大军遂剿夹谷之军于霸州城下,仙武 仲元亦招会赐死,其军遂溃。”

       三   花帽军拆分原因之推测
     上面已经分析过了,关于花帽军之拆分的主要史料,或者语焉不详,或者难免有夸大之处。
如果在这些史料面前进行考证,必然陷入为考证而考证,后一个考证结果建立在前面不可靠的考证结果之上的结局。
因此,我们必须分析当时的局势以及政治军事情况的大背景,从这个大背景下来探讨问题,以及考虑金朝对其他义军是如何处理的,
进行综合对比,才能得出接近历史事实的答案。那么首先我们要把眼光放大到金朝末年所有的义军,看看金朝是如何处理他们的:
       如《金史》之《完颜伯嘉传》有关于对河东义军程琢的处理的讨论,
其中金朝大臣胥鼎的意见是“完颜伯嘉屡言同知西京留守兼台州刺史完颜琢,可倚之以复山西,朝廷迁官赐姓,
令屯代北,扼太和岭。今闻诸隘悉无琢兵,盖琢挈太原之众,保五台剽掠耳。如尚以伯嘉之言为可信,
乞遣琢出太原,或徙之内地,分处其众,以备不测之变。”这里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对于程琢的义军,
身为金朝大臣的胥鼎对其表示了很大的不信任,认为应该“或徙之内地,分处其众,以备不测之变”从他的这个处理意见来看,
和金廷对郭仲元和郭阿邻的义军处置方式是大体一致的。
      在胥鼎的传记里,有他处理义军的一个奏章,上面是这么说的“臣所将义军,皆从来背本趋末,勇猛凶悍、
盗窃亡命之徒,苟无训练统摄官以制之,则朋聚党植,无所不至。乞许臣便宜置总领义军使、副及弹压,仍每五千人设训练一员,
不惟预为防闲,使有畏忌,且令武艺精熟,人各为用。”(90),这里的记载比上面那条更清晰,
而且提出的目标是防止其“朋聚党植,无所不至”,看来,让义军保持在金朝政府的控制下,防止其自身势力坐大是这么处理的基本原因。
      另外就是上面提到的从坦,金朝也对他的军队进行了裁减,“初,监察御史本温被命汰宗室从坦军于孟州,军谋为变,本温惧,不知所为。
寻有旨北军沈思忠以下四将屯卫州,余众果叛入太行。本温益惧,留宿孟州。枢密院奏公(冯壁)代本温竟其事。
公至卫,召四将谕以上意,思忠挟叛者请公还奏之。公责以大义,辞直气壮,将士惭服,不半日就汰者三千人。
       金朝政府虽然表面上利用义军,但是对于他们并不怎么信任,要么淘汰掉一部分削弱其力量,
要么就分为几等互相驻守不同的地区,分其势。这么来看。宋人史料那则是蒙古将领要求金朝解散消灭义军则更不可信,
因为总不至于蒙古要求解散一个义军,金朝就解散一个义军,没有那么愚蠢的君主,因此,这种政策的实施只能从金朝内部找原因。
将义军分散拆分是经过很大的博弈才解决的,在郭阿邻的军队就出现了不满“阿邻有众万五千,诏分五千隶东平行省,
其众泣诉云:„我曹以国家多难,奋义相从,捐田宅,离亲戚,转战至此,誓同立功,偕还乡里。今将分配他军,心实艰苦。
乞以全军分驻怀、卫、辉州之间,捍蔽大河,惟受阿邻节制。‟阿邻亦不欲分之,因以为请。宰臣奏:„若遂听之,非唯东平失备,他将仿效,皆不可使矣。

     四   民族因素的影响

       虽然说金朝自从与南宋议和后,民族矛盾相对从前大大缓和,且女真人汉化很深,
但是表现在女真人和非女真人之间的诸多不平等现象始终存在。这是金代民族歧视的一个一贯性问题。
      
受到民族因素的影响,在贞佑初年的抗蒙战争中,女真将领猜忌汉人统兵就已经露出苗头,
比如高庭玉任河南府治中“主帅温迪罕福兴,奸伪人也,公(高庭玉)临事不少逊让,遂交恶。
是时,北兵围燕都,事已迫,四方无勤王师,公独慨然有赴援意,屡以言激福兴,福兴惮之,因诬以有异志,辄收赴狱。
再如贞佑时,杨庭秀与李公直起兵勤王,仅仅把“国朝人有不从者”军法从事,京兆统军使便诬其谋反,杀之。
他们在起兵时联络了招募义军抗击西夏有战功的汉官韩玉,韩玉有勤王的意愿,发布檄文说“人谁无死?
     
再如金朝后期统兵的枢密院由女真武人把持,原来尚书省提控枢密院的旧制被打破。
在这些人的影响下,自然会把宣宗对义军将领的猜忌提高一个层次。不过,这里面虽然有民族的因素,但是与皇权因素相比毕竟处于次要地位。
因为金朝后期统兵的主要是女真人,他们的所为屡让人诟病。但是金的皇帝仍然要以近侍进行监军“又,方面之柄虽委将帅,
有差一奉御在军中,号„监战‟,每临机制变,多为所牵制。辄遇敌先奔,故其军多丧败。”
乃至元朝史臣有“唐之亡,坐以近侍监军,金蹈其辙,哀哉。”,既然对于女真将领尚且如此,足见其与皇权相比处于次要地位。
况且重用女真人未必能收到良好效果,举一个极端的例子,哀宗在天兴时以跋扈为借口杀了汉将李新,但是后来崔立起事时,
不过三百人,开封市民认为“人谓李新若在,绝与(崔)立抗衡,新死,故立得志”,而“当时诸女直将帅四面握兵者甚多,

皆束手听命,无一人出而与抗者。乃是最大的讽刺。




四花帽军拆分后各部战绩

       南宋方面记载的有些不同,“金主(宣宗)急召花帽军于山东。十月,鞑兵至杏花营,距汴京二十里,花帽军击败之。
”看来是小胜,蒙古军在经历小败后,由原路撤退,在到渑池时,与金右副元帅蒲察阿里不孙相遇,阿里不孙军溃,
蒙古军从容而返,金朝迫于形势,将其除名,但是时隔不久又“录用”之,可见金末军政废弛之一斑。在这个战役中,
郭仲元部虽然小胜,但是也开创了金朝历史的一个记录,他是汉人出任金朝都元帅府长官的第一人

    
元光元年,蒙古军木华黎部进攻桢州,守将女奚烈斡出全力守御,在其传里出现了花帽军的记载
“花帽军张提控言:„兵势不可当,宜速降。‟遭到斡出的严词拒绝,但是张提控“至夜,
张提控引数人持兵仗以入,胁斡出使出降”斡出不从“遂杀之,执其妻子出降。”《元史》也有记载“壬午,木华黎攻青龙、金胜诸堡,
花帽军坚守不下,既破,欲屠之,(史)天祥力谏而止,获壮士五千人。”
看来还是经过一番强烈的抵抗的,但是仍然出现了意志不坚定者,元史说收编的壮士中,很可能是张提控其部为主组成。

     
《金史》宣宗本纪记载兴定元年夏四月“庚戌,花帽军作乱于滕州,诏山东行省讨之。”在其他列传中亦有类似记载。
按《宋史》,投奔宋朝有一支张惠率领的花帽军。从以上来推断,这支叛金的花帽军很可能是张惠所部。
张惠是李霆的部将,在镇压红袄军中立下战功,至于为什么叛金,史料没有交代,从我上文的分析,
很可能是因金对花帽军的疑虑引起的处理不当有关。张惠入宋后,在协助宋军抵御金朝南侵立下不少战功,
比如嘉定十五年(金元光元年)“淮西告捷,(陈)韡策金人必专向安丰而分兵缀诸郡,使卞整、张惠、李汝舟、
范成进各以其兵屯卢州以待之。”后有堂门之捷。《宋史》之《贾涉传》记载了张惠的战绩“值金人大入,强起视事。
金将时全、合连、孛术鲁答哥率细军及众军三道渡淮,涉以合连善战,乃命张惠当之。惠,金骁将,所谓„赛张飞‟者,
既归宋,金人杀其妻,所部花帽军,有纪律,它军不及也。惠率诸军出战,自辰至酉,金人大败,答哥溺死,陷失太半,
细军丧者几二千。,但此段未标住时间,以文义考之,上限为贾涉出任淮东制置使,下限于贾涉病死,
考宋方史料,贾涉出任淮东制置使在嘉定十四年,卒年在嘉定十六年。,因此必在嘉定14---16年之间,考之金史,
里面时全南征“元光元年二月,全与元帅左监军讹可,节制三路军马伐宋。”,金元光元年当宋之嘉定十五年,
可知发生在嘉定十五年,根据金方史料记载,这次南伐回军后渡淮时被宋军偷袭,几乎全军覆没,宣宗怒杀时全。

(责任编辑:花氏宗亲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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